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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
时间:2019-09-08 15:45 点击: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
 
2019年8月
(农工党中央研究室)
 
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教育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农工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工党
大革命失败后,农工党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成立。成立后,以完成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作出艰难探索,进行不懈斗争。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后,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进而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自身也作出了历史抉择,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一)大革命失败后,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反蒋抗日革命活动
1、酝酿成立革命组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与谭平山等人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以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在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受《莫斯科宣言》鼓舞,国内一批爱国反蒋人士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等人聚集在上海,从1928年春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被推选为总负责人,谭平山还起草了《党纲》和《政纲》,但未获广泛认可。后因各种复杂因素,处境日益艰难,活动很难打开局面。章伯钧与朱蕴山等人多次密谈,商定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
2、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秘密回国到达上海,即着手建党的各项工作,起草政治纲领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黄浦区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代表3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核心内容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会议选举25人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会上确定了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和人选,计有:组织、宣传、设计、民运、财务、侨务等6个委员会,各主席委员分别为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季方、彭泽民。(8月23日,中央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增设训练委员会 ,邓演达兼任主席委员)。
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正式成立。
3开展反蒋革命斗争
  农工党成立后,即从组织建设、宣传、民运、军事、人才培训等方面全面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第一至五期黄埔同学,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到1931年夏季,会员人数以及受到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各期学生,达近6千人。
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一批国民党军队将领,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同邓演达联系,表示愿意响应、配合农工党反蒋。
积极发展组织,设立中央区、北方区、南方区三个大区,在近20个省市成立组织。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革命行动》杂志、《行动日报》等刊物。
4、邓演达殉难
至1931年上半年,各项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一定成效。就在紧张准备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党内叛徒陈敬斋的出卖,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日被捕的还有训练班的学员、农工党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骨干等数十人。
邓演达后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多次派人同他谈话,进行拉拢、收买,邓演达都不为所动,反蒋态度毫无保留,表现了高尚的人格。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衔蒋之命,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杀害。邓演达时年36岁。
邓演达牺牲后,与他一同被捕的郑太朴、罗任一等农工党领导层成员及部分骨干,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在1932年1月6日获释出狱。被捕的黄埔革命同学会骨干被蒋介石设法收容,黄埔革命同学会无形中瓦解。
邓演达殉难后,黄琪翔被推举主持党务。农工党继承邓演达烈士遗志,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5、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琪翔亲赴前线协助蔡廷锴指挥作战,并动员87师、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团参战,固守太仓城;组织“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创办《自卫》杂志、《上海闷葫芦报》,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军民抗日。因得不到增援,19路军面临弹尽援绝,在交通部邮政储金局工作的农工党党员杨建平,挪用该局巨额资金支援19路军。
6、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阴谋让19路军和红军互相消耗。黄琪翔等农工党同志经商议认为,19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这些看法得到19路军领导人的认同。经过联络,19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代表19路军签字的是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党员徐名鸿。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的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人是这次事变的策动者和参加者。11月20日,参加事变的各方面代表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琪翔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11位委员之一,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郭冠杰任延建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下辖省之一)副省长。
“福建事变”期间,受19路军领导人陈铭枢的压力,为维护内部团结,农工党被迫发表解散宣言。在蒋介石集团军事镇压下,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即使如此,农工党参与策动、参加“福建事变”,不失为联合其他力量进行反蒋的一种尝试,而且在此过程中农工党初步认识到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抵御外侮
  农工党积极参与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而积极努力,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1、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福建事变”等反蒋反帝活动遭遇失败与挫折,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1935年夏,在日本的章伯钧等人在商谈中,一致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大家决定要重振农工党的组织。章伯钧写信告知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复信表示赞成,并提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至此,要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在农工党负责人中取得了一致。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同志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准备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阵线。
1935年11月10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会议决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以上述主张为核心,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等文件,选出了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农工党的重大历史转折,表明农工党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而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2、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1月,农工党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早日实现。
1937年6月,农工党负责人之一彭泽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共叙国是。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告知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合作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
  3、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农工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
1938年3月1日,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汉口璇宫饭店举行。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决定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力保留下来,坚持工作;后方组织应配合全国抗战,积极加强活动。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枣宜会战”、1944年“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战役,为消灭日寇主力作出了贡献。
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1939年起,季方以“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动员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同新四军联合抗日。1940年,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苏四区,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新四军苏北抗日部队东进至黄海边的战略目标。
朱程在冀鲁豫边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农工党党员朱程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工作,率河北民军第4团投身抗日,编入八路军,为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和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年9月,朱程在山东曹县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
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农工党在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地组织游击武装,展开抗日斗争。
4、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采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拉拢与压迫,章伯钧表示要他单独参加政府不行,要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才算真正的联合政府。1940年10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清除党内意志消沉分子特别是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持超然中立的一批人,吸收了一批骨干参加组织,提升了战斗力。
1941年,农工党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当选为5位常务委员之一并任组织部长。以农工党党员为主力,先后建立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东南总支部、南方总支部、华北地下组织、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湖北支部、贵阳支部、上海支部、南京支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成都支部。在民盟内部,农工党与救国会一起坚持比较正确的立场,为民盟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章伯钧、丘哲代表农工党,在重庆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后,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农工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俄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22日编报的《政治情报》指出:农工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三)解放战争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农工党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开展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配合解放战争推进。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农工党积极响应,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1、支持中国共产党和谈立场和主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农工党拥护国共和平谈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立场和主张,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2、通过政协与国民党一党独裁作斗争
1946年l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是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会议召开前,民盟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国民党在会上坚持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才能开放民主。中国共产党则认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在这种情况下,章伯钧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会议经激烈斗争,最终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1946年7月,蒋介石擅自决定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农工党为此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3、投身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春,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重庆迁回上海。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四干会议后,农工党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上海、南京、浙江、广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的农工党组织,为根据地输送人员、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营救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农工党党员,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
4、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1948年9月2日至11日,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由和平民主斗争转向武装军事斗争,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建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并在当地解放后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受解放军改编。
1948年至1949年,农工党发挥穿针引线作用,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进行策反且收到成效的,上至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警察总队长,有数十人。这些策反工作,有的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有的是先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经策动成熟,再介绍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具体安排起义的时间和办法。
农工党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搜集军政情报提供给中共组织,为推进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如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农工党党员刘宗宽,为解放大西南提供重要情报,被刘伯承司令员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
5、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以示竭诚。
从l948年秋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别接送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农工党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先后到达解放区。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6、参与筹备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10月至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负责人邀集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决定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问题。
1949年6月15日至l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立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常委21人,章伯钧为常委之一。常委会设6个小组,章伯钧任第一小组副组长。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为李维汉。农工党领导人还分别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0人,分别是: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王一帆、李健生(女)。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3人:季方、李伯球、韩兆鹗。特邀代表2人:黄琪翔、邓昊明。无党派人士候补代表1人:周谷城。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会议。农工党领导人分别参加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参加新中国筹建具体工作。 
9月24日,农工党代表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诚意,高度评价了《共同纲领》,并指出:“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7.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选举,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会议还产生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彭泽民、章伯钧当选委员。
1930年至1949年的革命历程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是农工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批农工党党员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26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不少农工党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他们有的是在刑场上慷慨赴死,有的是在战场上英勇捐躯,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革命英烈,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工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工党肩负起参加人民政权,参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历史重任。
建国初期,农工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改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广大农工党党员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
(一)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章伯钧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彭泽民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黄琪翔、郭冠杰、郭则沉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季方为交通部副部长。不少农工党党员担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的领导职务,在各自岗位上为新中国恢复经济、发展建设和巩固政权贡献力量。
    (二)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章伯钧、黄琪翔、季方等23人,候补委员何仲珉、丘辰等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彭泽民、韩兆鹗等8人,候补委员黄慎之等3人。会议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为秘书长。会议通过《宣言》,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应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坚决奋斗”,“要团结全党同志,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自我改造”。会议作出“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继续切实进行全国党务的整理,严格执行党的政治教育的纪律”的决定。经党务整顿,淘汰不良分子,对合格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至1949年11月,准予登记的党员7476人。
(三)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土改法草案》,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章伯钧发言表示:“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6月14日,农工党出席会议的委员章伯钧、黄琪翔、郭冠杰联名提出《建议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工作案》获得通过。农工党等民主党派的相关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重视与采纳。7月27日,全国政协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工作问题。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
  (四)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6月30日,农工党发表《美帝强盗的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明。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关于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庄严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1月20日,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指示》,提出“把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努力作为全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要求“大力推动党员踊跃投入参军和捐献运动”。1951年6月16日,农工党中央颁布《中国农工民主党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办法》,农工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捐献委员会。到1951年10月,仅据8个地方组织上报的统计数据,捐献人民币21587万元(旧币),还有房屋、手表、金银首饰、贵重衣物等大量实物。
五)召开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
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提出:“完全接受并—致拥护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和决议,并将毛主席在会议中所指出的三大中心工作: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定为本党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并为完成三项中心任务而奋斗。”
(六)参加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2月24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关于执行1953年三大任务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和模范作用,无条件地协助政府做好一切工作”。7月16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发出《关于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指示》,要求“基层组织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当地党委和行政统一领导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联系群众,遵纪守法,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以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和任务。全体同志在伟大祖国逐步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加紧团结起来,蹈厉奋发,向光荣的前途迈进”。1954至1955年,农工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选派干部参加由各级政协统一组织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到农村、工厂从事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
 (七)确立医药卫生界为组织发展重点
    1956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纲领和组织机构的决议,提出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行动准则。会议决定,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要有重点地向医药卫生界发展组织”。
    (八)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农工党于195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了正确贯彻这—方针,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我党的作用,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地接受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监督。响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农工党工作空前活跃。中央机关刊物《学习通讯》改为报纸《前进报》,于1956年国庆节出版创刊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工党被迫停止活动,但农工党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拥护共产党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牢固信念, 同共产党共同经受了建设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的严重挫折和严峻考验。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农工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指出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以此为标志,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农工党发挥作用的舞台日益广阔,农工党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取得显著成绩。
(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总结自1958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对组织和党员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祖国统—,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季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于10月19日接见农工党及同时开会的其他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全体代表并一起合影。
“八大”胜利召开,实现了农工党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八届中央期间,农工党各级组织积极作为,建言资政与自身建设全面加强。
1、建言知识分子工作
    1982年,为配合中共中央知识分子工作相关部署,农工党继1955年关于知识分子调查之后,开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全党大调研,形成《关于医卫界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提出,报告已转给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表示谢意。
2、“三老上书”中药发展
1982年11月27日,农工党中央主席季方,同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代表“两党一会”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振兴和发展中药事业的建议书》,建议提出:大力发展中药的种植与加工,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医疗工作的发展。这件事被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三老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2月7日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希望有关部门“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这次“三老上书”,既推动了中医药工作的开展,也为民主党派相互协作建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八大”以来的工作,要求今后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立志改革,认真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为实现8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季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于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1986年12月29日至1987年1月4日,农工党在北京举行九届三中全会。大会推举季方为中央名誉主席,选举周谷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农工党九届中央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农工党各地组织的工作进一步活跃,广大党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
1、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方针,各级组织建立200多个咨询服务机构,为地方经济和企业发展提供科技咨询和规划服务;利用各级组织和党员自身条件和资源办医、办学,服务群众;开展智力支边扶贫,支持边境贫困地区发展。
 2、启动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
    1986年,农工党中央同贵州省人民政府签署《关于开展智力支援工作的商谈纪要》,是第一个到贵州毕节地区开展扶贫工作的民主党派。1988年6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明确大方县为农工党中央对口帮扶县。自此之后,历届农工党中央高度重视毕节试验区建设,持续加强对口大方县帮扶工作。
(三)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11月9日至13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出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荣誉机构中央咨监委员会,卢嘉锡等160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左焕琛(女)等25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沈其震等87人当选为中央咨监委员。卢嘉锡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92年12月3日至8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认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大会号召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卢嘉锡等154人为中央委员,陈子典等18人为中央候补委员,沈其震等112人为中央咨监委员。卢嘉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有力指导和推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农工党“十大”提出“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农工党十届、十一届中央期间以咨询服务为重要方式的参政议政工作成效显著,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开展。
1、组织考察咨询活动
    1989年上半年,卢嘉锡带队赴河北省秦唐沧渤海湾开发区进行深入考察,向国务院提交《中国农工民主党赴河北省秦唐沧渤海湾开发区考察咨询组考察报告》,提出神府煤炭出口港以选建在黄骅港为宜,在冀东沿海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冀东水泥、玻璃基地和盐化工基地,消灭水稻虫害疫情、夺取粮食丰收,发展多种创汇农业等建议,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吸纳采用。
随后,延续深入考察论证、形成建议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做法,卢嘉锡主席连续5年带队,分赴贵州毕节、广西、陕西榆林、内蒙古、福建等地开展咨询服务。所提出的“引进海外资金加快神府—东胜的煤矿、铁路、港口、电站的一体化建设”“强化国家对稀土工业的组织领导和宏观调控”“加快开发龙岩棉花滩水电站建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多项建议受到国家重视和采纳。
2、建言科技兴国
1991年3月23日,卢嘉锡代表农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作《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发言,明确提出“树立‘科技兴国’意识”,“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1992年3月21日,卢嘉锡代表农工党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做《狠抓落实,坚决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的发言,再次强调发展科技的重要性。
    3、推进社会服务工作
围绕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开展支持。1996年10月,农工党中央在贵州省政协礼堂召开定点扶贫工作会议,推进大方县定点扶贫工作。会后卢嘉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对贵州省扶贫攻坚提出3点建议。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共中央领导亲切关怀下,1996年12月30日,农工党筹办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获准成立。
    (四)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卢嘉锡所作工作报告、新修订的农工党章程和大会决议。大会号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新修订的党章确立“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政治原则。蒋正华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2002年12月4日至8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修正案)和决议。大会号召,农工民主党全体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奋发有为,为开创新世纪多党合作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蒋正华当选为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农工党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期间,以建言资政为主要内容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工作扎实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深入推进,自身建设持续加强。
    1、建言“西新工程”
2000年6月4日至21日,蒋正华主席率“西部大开发”考察团对西藏进行考察,发现提高藏语广播电视覆盖率对西部边疆地区意义重大。考察结束后,在9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蒋正华主席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长期繁荣、稳定的战略高度,就发展西藏广播电视事业、加快进藏铁路的规划建设步伐等工作,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作专题汇报并提出建议,引起高度关注。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广播电视覆盖工程——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广播电视覆盖工程(简称“西新工程”)。
    2、助推优化医疗执业环境
2006年6月,蒋正华主席、李蒙常务副主席率农工党中央“优化医疗执业环境”考察团赴四川考察。考察结束后,农工党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优化医疗执业环境的若干建议》。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十多个部委相继出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政策措施。
3、建言海西经济区建设
  2004年12月,农工党中央向国务院报送《从祖国统一高度加快福建港口发展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决策将海西经济区建设纳入“十一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建议,提供了重要支撑。
4、推进定点扶贫等社会服务工作
持续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开展智力支边扶贫,坚持“脱贫不脱钩”,推进大方县定点扶贫工作。组织实施“同心建业工程”,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5、参加抗击非典
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斗争中,农工党11200多名党员参加了抗击非典的各项工作,其中240多人担任省市级抗击非典领导小组成员或专家组成员,3300多人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有10人在救治患者过程中受到感染。农工党党员、天津市肺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马宝璋,在抗击非典工作中牺牲,被授予烈士称号。
   (五)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2月11日至15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大会号召农工党全体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始终保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同心同德,奋发有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桑国卫当选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建言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2008年-2012年,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村卫生室建设、关于设立“基层卫生机构医疗器械装备技术改造”和“医疗器械创制”专项、关于公立医院改革、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和关于积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等系列建议报告,为推动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改接续建言,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与吸纳采用。
2、助推经济社会建设
围绕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有关西南国际大通道、两岸经济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原经济区建设、革命老区发展等专题调研,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得到高度重视和重要批示,有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支援汶川地震灾区重建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农工党中央迅速组织专题研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支持5·12地震灾区重建工作的若干建议》,动员各级组织和党员捐款捐物价值1.2亿元,近2000名党员参加紧急救援、伤员救治等一线工作。
5、全面推进社会服务工作
大力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实施“贵州毕节贫困山区同心助医工程”,推动建立“毕节试验区食品药品同心产业园”,支持大方县33所卫生院、204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2008年12月,农工党中央社会服务部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先进单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农工党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多党合作事业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推动多党合作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论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提出“四新”“三好”要求,多党合作事业迈入了崭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农工党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时代责任。
 (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12月6日至10日,农工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桑国卫代表农工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新一届农工党中央领导集体,陈竺当选主席。
(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农工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竺代表农工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农工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新一届农工党中央领导集体,陈竺当选主席。
十五届、十六届农工党中央,紧密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谋划,全面推进农工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1、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目标任务与发展路径
陈竺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推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在十六届三次中常会上提出,实施政治建党、履职兴党、人才强党、作风固党战略,将农工党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履职有为、队伍过硬、作风优良的新时代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十六届七次中常会上提出,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履职能力建设为支撑、作风建设为抓手、制度建设为保障,实施政治建党、人才强党、履职兴党、作风固党、制度治党战略,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十五届中央期间,以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为抓手,制定实施2013-2017年工作规划,深化政治交接、增进政治共识。十六大以来,持续深化参政党建设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2、科学确定两条工作主线并持续发力
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两条工作主线,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广大党员的拥护。十五大以来,全党紧扣两条工作主线,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问题,统筹全党人才智力资源,深入调研、持续关注、久久为功,一批调研成果及相关建议上升为国家政策。2013年至2018年,农工党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建议专报51件,48件得到领导重要批示。其中,涉及健康中国20件,美丽中国12件,其他相关领域19件。
健康中国方面,围绕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在卫生立法、规划制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学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2014年,围绕“卫生立法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大考察,形成《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基本原则和重点内容的有关建议》,得到张德江委员长的重要批示,为推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部中国第一部卫生健康母法的诞生作出积极贡献。2015年,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农工党中央开展健康中国“十三五”建设规划的第三方平行研究,形成《关于健康中国“十三五”建设规划平行研究主要成果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2018年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农工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大卫生管理体制,组建‘三保合一’、功能综合、运行独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设立统一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实现管用分开”等建议被吸收采纳,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得到体现。2018年报送的《关于开展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的建议》,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专题部署,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制定癌症防治战略措施。
美丽中国方面,着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综合防治大气、水、土壤污染方面持续发声。2013年初,灰霾污染肆虐,农工党中央迅速启动调研,就灰霾对健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有关工作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建议很有价值,应认真研究,出台有力举措,为实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作出应有贡献”的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副总理也分别作出批示。在这一建议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迅速开展研究,采纳我党关于PM2.5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区域联防联控、京津冀等重点区域重点治理等多项建议,出台《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即“大气十条”),拉开了全国上下强力治理灰霾污染的序幕。2015年、2016年,分别围绕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进行调研,所提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相关部门重视,为我国加强水体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围绕“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等重大战略,积极建言献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关于“十三五”期间GDP年增速达到6.5%,即可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得到体现。关于“将人均期望寿命提高1岁列为‘十三五’规划的预期性指标”等建议,被“十三五”规划纲要吸收采纳。关于“研究启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建议,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中得到体现。关于加强长江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制定《长江法》等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助力海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民主党派助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和地方党委政府支持民主党派建设的新途径新模式。
3、聚焦定点扶贫投身脱贫攻坚
持续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动员全党参与大方县定点扶贫。以健康扶贫、智力扶贫、产业扶贫、公益扶贫、消费扶贫为重点,持续加大帮扶力度和实效。实施“同心助医工程”“同心全科医生特岗人才计划”“同心圆博爱家园”等扶持项目,支持大方县不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协助推进石漠化治理、农村环境提升,帮助编制中药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食品药品产业园和猕猴桃特色产业基地,援建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基层干部和教师。2019年4月25日,经贵州省政府批准,大方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在2017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试考核及2018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中,农工党中央连续2年获得“好”的等次。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展的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中,中央社会服务部综合处入选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名单。
扎实开展对口云南省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坚持政治监督定位,协调16个省级组织对口云南省16个州(市),持续深入考察调研、强化协商监督,探索出一套从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沟通会商到跟踪整改落实的闭环工作模式。形成的监督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考评体系采纳。坚持“寓帮于监、寓监于帮”,帮扶镇雄县、会泽县等贫困地区提升医疗、教育服务能力,为云南省脱贫攻坚贡献农工党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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